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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发现，才是这篇文章的真正核心所在。
其实，真要按照地理位置划分的华南地区，差不多就是民国时期的“华南六省”，其中就包括“广东、广西、福建、云南、贵州、台湾”。
非要较真的话，79年之前，这些个地方的考古发现，其实没有办法支撑起稻作起源“华南说”这个说法的。
至少两广地区的珠江流域、两江流域，发现的稻作遗存并不多。
在广东，只要石峡遗址发现的稻作遗存距今近5000年，广西方面就更加可怜，只有距今2000年左右的贵港和合浦汉墓中发现随葬稻谷，却从未在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过栽培稻痕迹。
相比较广西，云南的稻作遗存，就比较多了。
云南滇池池东岸遗址有发现。
云南元谋大墩子遗址有发现。
云南宾川白羊村遗址有发现。
其中年代最早的元谋大敦子遗址，发现有4000年前的稻谷遗存。
也难怪湖南农学院的柳子明先生会提出稻作起源“云贵高原说”。
然而，仅仅凭借这些东西，就想要跟距今差不多7000年左右的河姆渡遗址相抗衡，根本就不可能。
在稻作农业起源的研究上，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最为著名。整个70年代河姆渡的发现，可以说轰动了国内外学术界，影响力长盛不衰，一直持续到两千年以后在国外的大多数考古学教科书中，有关稻作农业起源的篇章，仍然是以河姆渡遗址的发现为主要例证。
从地域分布的说法，仅仅是河姆渡遗址的发现，稻作起源“长江下游说”就比“华南说”靠谱很多了。
然而，苏亦却是知道国内最早发现稻作遗址是在什么地方。
根据前世的考古成果，中国栽培稻起源时间在公元前1万年前后。
中国栽培稻发生的区域可初步圈定在江西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至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范围内。
他是从结论去推导过程，怎么可能如此简单粗暴就提出“华南说”，他的华南说其实是“新华南说”，他不是按照“华东六省”来划分华南地区。
他根据华南亚热带来划分的，从而是从地形和气候等因素直接湖南跟江西都地方都划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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